2020年01月03日

鄭永年:中國的有錢人大多住在城市里 這不正常

作者:★ 鄭永年




專家簡介

鄭永年,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2020年即將到來,中國經濟將會如何發展?如何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5G、區塊鏈等新技術,能否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勞動力?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近日出版了《中國的當下與未來》一書,網易研究局專訪了鄭永年教授。

60s要點速讀:

1、我們不刻意追求GDP增長的數據,但保持一定的增長是需要的,“保6”對中國來說還是很重要。

2、我們不要簡單重復一些破壞環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質量。通過“質量的城市化”我們還可以取得很多的GDP。

3、中國城市化的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況應該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

4、中國有個錯誤的看法就是金融機構一定要“做強做大”,不是這樣的,應該因地制宜,找到對應的服務群體。

以下為專訪精編:

網易研究局:怎樣看待今年經濟?

鄭永年:第一,我們不刻意追求GDP增長的數據,但保持一定的增長是需要的,“保6”對中國來說還是很重要,今后五到十年中國有5%-6%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非常理想的。

2018年,中國人均GDP還不到1萬美元,只有北上廣深這些一線城市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三四線城市以及廣大的農村還遠遠不夠,這還是要通過經濟發展來改善,經濟發展還是需要往上走。

第二,經濟中的問題,只要有發展,那就是發展中的問題,如果發展停頓下來,就會變成真問題。改革開放41年的歷程說明了這個道理。因為中國經濟在發展,發展本身就是在消化問題,很多問題是要通過發展來解決。發展停滯了,什么也說不上了。

第三,“保6”也是要提升信心,因為現在不確定性比較多。

我們要通過什么方式“保6”? 迄今中國的城市化是“簡單的城市化”,不是“質量的城市化”,通過“質量的城市化”我們還可以取得很多的GDP。比如,現在馬路上到處都是車,隨意停放造成交通堵塞,混亂不堪,我們能不能像國外一樣每一個區造一些可以停車的摩天大樓? 另外,中國的老齡化水平高,需要建大量的養老院和醫院,這些也是基建。所以,我們不要簡單重復一些破壞環境的城市化,而要提高城市化的質量。“保6”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是可以實現的。

網易研究局:如何看待城鎮化發展?

鄭永年:自然規律是:因為人以群居,城市越大越有吸引力。日本現在約1/3的人口都集中在東京,墨西哥更不用說了。但問題是,從經濟效益角度來說,城市越大越好,但從社會環境和其它安全問題來說,這就非常危險。城市的發展不能僅考慮經濟效率因素,我們不僅不能放棄三四線城市的發展,而且要把很多優質資源分配過去。

德國城市化率非常高,但80%的人住在2萬人以下的小鎮,但我們不能說德國沒有城市化。中國的城市因為有行政級別,資源分配根據行政級別來分配,所以,教育、醫療、科研等大量優質資源都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三四線城市難以發展起來。

中國城市化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大多都住在城市里,這是不正常的。通常的情況應該是“窮人的城市,富人的鄉下”比如,美國、歐洲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富人,都住在鄉下。農村扶貧不能只靠國家來做,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要鼓勵中上層階層到農村去。

網易研究局:5G、區塊鏈等新技術產業,能否在未來成長為中國的新的支柱產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鄭永年:很難。5G能改變中國嗎?這只是一項技術。我覺得很遺憾,我們談了很多年的結構改革,但中國的結構改革到底是什么還沒有人搞清楚。

網易研究局:你覺得是什么?

鄭永年:西方國家和中國的經濟形態有很大的不一樣。比如,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現有體制下很難談“競爭中立”。如果這個很難做到,就要想著另外一個結構性改革:有些領域,假設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就讓民營企業之間競爭;有些領域,假設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就讓國有企業之間競爭。在一些領域,要鼓勵多個國有企業之間進行競爭,國有企業之間競爭,我們就可以談“競爭中立”,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我們也可以談“競爭中立”。

還有金融系統,現在影子銀行、P2P問題頻出,這就是金融系統結構改革沒到位。除了四大國有銀行之外,中國還要成立一大批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中小型銀行,中小型銀行的目的就是服務于中小型企業。如果沒有中小型銀行的融資支持,那么中小型企業需要資金時就只能找這些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P2P等“非正式部門”,就會出問題。

中國有個錯誤的看法就是金融機構一定要“做強做大”,不是這樣的,應該因地制宜,找到對應的服務群體。我們現在總是盯著華爾街的大銀行,但美國能從2008年金融危機走出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下面的中小型銀行,尤其是社區銀行。

所以,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很多問題在于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結構是什么,我們還是要考慮清楚我們所謂的結構改革是哪些改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多了,但大家反而對中國問題認識不清了。

網易研究局:有沒有能夠顯著提高中國生育率的具體措施?

鄭永年:不要追求大城市化,不要只從經濟看,要從人的角度來看。人的本性都是需要后代的。現在年輕人生活成本高,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對父母的“敲打”,所以考慮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定要考慮到對人的生存環境變化的影響,現在我們有些經濟學家只考慮經濟發展和GDP。

網易研究局:怎樣看待人工智能替代勞動力?

鄭永年:從經濟角度說,好事就是效率提高了,壞事就是勞動力沒有事干了,那他們會干什么去呢?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技術是對人的解放,人類從勞作解放出來之后,可以從事人們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義工服務、進行藝術創作等。不過,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類光輝的一面,忽視了人類時刻墮落的本質。在現實中去看,人一沒事干,大部分人都會去做壞事,沒有多少人去做好事。這一點至少可以從歐洲一些高福利國家的發展看出來,毒品、性、社會破壞等也經常成為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現在,人工智能這樣發展,就會產生一種新社會形態,我把它稱為“羊圈社會”——少部分人是領頭羊,優秀聰明,大部分人會越來越笨。在互聯網時代,人們不用像從前那樣使用大腦追求滿意的生活,信息到處都是,隨手抓取就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長久下去,大多數人的思維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從而演變成高度依賴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死人”。

這已經在發生了,比如,有了智能手機以后,很多人離開智能手機就是一個笨蛋。這才二三十年,這部分人的本能都會發生變化,我對這個技術非常悲觀。

技術的產生要和其對社會影響的研究同步進行。因為技術進步不可避免,我們既要發展技術又要避免它的劣勢,二者要同步進行,但我們現在并沒有做到這一點。比如,我們現在發展區塊鏈,但如果僅僅從技術角度來考慮問題,而忽視其對社會的深刻影響,那么但在我看來這個邏輯結構和P2P一樣,肯定到最后會不了了之。


文章選自網易研究局,201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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