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1月14日

劉裘蒂:2020關鍵詞-(半)脫鉤

來源:FT中文網


 

劉裘蒂:絕對不要因為脫鉤的噪音而誤以為美國主張中美脫鉤的人數巨大,其實希望中美掛鉤的人仍超過脫鉤論者。


文 | 劉裘蒂,CCG特邀高級研究員



如果說2019年年度關鍵詞是“脫鉤”,2020年應該是“(半)脫鉤”。
12月10日在紐約市舉行的《南華早報》首屆中國論壇中,原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在主旨演講中指出:歷史顯示19世紀末的跨國貿易占全球貿易的5%,兩次世界大戰深層起因和結果是直接的“去全球化”。陳德銘并且對所謂中美“脫鉤”之說直接喊話:“見鬼吧!”
的確,見鬼吧!雖然在中國和美國都有關于“脫鉤”的討論,我認為我們絕對不必要因為脫鉤的噪音,而誤解以為美國主張中美脫鉤的人數巨大,其實希望中美掛鉤的人仍然超過脫鉤論者。不但是因為現實中要“還原一個打散的雞蛋”不太可能,更重要的是人性中想要與跨國界、跨文化的人聯系的本能欲望不會改變。
對于中國來講,脫鉤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意味著脫離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在中國建立自己的國際體系和技術自主性之前,這應該會引起很深的焦慮。對于美國來說,脫鉤其實反映了“國家安全”議題無遠弗屆的擴張,從根層腐蝕了美國自由開放的立國精神。

如果1月里中美第一階段協議順利簽署,這表示雙方仍然在盡量維持貿易上的掛鉤,但并不表示沖突不再,或是某些層面的脫鉤會戛然而止。只要雙方無法建立足夠程度的互信,彼此的防范將會使得“貌合神離”成為新常態。
英語里的脫鉤(decoupling)源自法語,在現代英語中最原始的用法指的是“使兩個電氣系統的耦合非常松動”,比方說,列車之間的聯系“脫鉤”。如果兩個系統的聯系非常松動的話,彼此碰撞甚至脫軌的幾率可能比完全脫鉤(如果可能的話)更高。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半)脫鉤時代?
美國的“脫鉤論”
2019年6月在華盛頓正式爆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應該繼續與中國互動的爭議。這場論戰在中美建交40周年之際爆發,顯得格外有意義,因為有些美國人開始問:為何40年的“接觸”后,雙方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似乎漸行漸遠?
“擁抱熊貓派”傅泰林、芮效儉、董云裳、傅高義等知名中國專家在7月3日的《華盛頓郵報》投書中宣稱:“中國不是敵人”。他們論點的要點是:擔心北京取代華盛頓成為全球領導的說法過分夸張,美國與中國脫鉤將損害美國的國際角色和所有國家的經濟利益。
作為回應,美國記者潘文辯稱,美國無需恢復對中國的溫和政策,因為沒有證據支持預期中的中國將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芮效儉在7月12日針對潘文回信說:“如果您對一個人或一個國家采取敵對態度,就會增加對方采取敵對反應的可能性,這并不是陳腔濫調。”
另一封由上百名美國退役軍官、智庫和企業人士起草的公開信,在《政治風險期刊》上發表后征集聯署,信中認為40年的接觸政策導致美國國家安全逐漸受到侵蝕,并建議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激進,對抗中國的“極權擴張主義”。
這場辯論不僅限于經濟系教授或外交政策界。皮尤研究所在今年8月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有24%的美國人將中國列為未來最大的威脅,比2014年和2007年分別增加了5個百分點和12個百分點。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10月9日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42%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大國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比一年前的39%增加了3個百分點。盡管如此,仍有68%的美國人表示,美國應該奉行與中國的友好合作與交往政策,而不是努力遏制中國的力量增長。
脫鉤已經開始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12月7日舉辦的國際貿易關系與全球化重構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表示,中美不僅不可能脫鉤,而且也不大可能形成新的技術冷戰。主要有三個理由:中國會繼續開放政策,中國過去40年取得的偉大進步與對外開放息息相關,特別是過去20年中國積累的財富與開放密切相關;美國商界不愿脫鉤,因為中國市場很大;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起到關鍵的作用。
盡管如此,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協會亞洲區政策總監納奧米?威爾遜在《南華早報》的中國論壇上直言:“我認為脫鉤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擔憂。雖然可能無法完全脫鉤,但毫無疑問,通過兩國政府提出政策和法規,脫鉤已經開始。從長遠來看,這可能非常有害。”
《福布斯》雜志在12月4日發表了一篇名為“超越‘脫鉤’:2020年中國如何改變全球貿易”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盡管人們認為不太可能將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完全分開,但中國已經開始發生更細微的轉變。富裕的家庭、初創企業、科技公司和外國企業正受到中國政府的領導,做出排除美國的選擇,這將會對全球貿易產生深遠的影響。”
貿易和供應鏈的脫鉤
第一階段的貿易談判結果顯示,美中雙方仍然希望保持貿易的掛鉤,但供應鏈的重組應該不可避免。
貿易戰加速了供應鏈區域化的趨勢。匯豐集團首席執行官奎恩在11月在北京舉辦的彭博創新經濟論壇上表示,最近接受匯豐調查的企業中有97%都在考慮改變它們的供應鏈。而越來越多的中國和亞洲公司希望為周邊國家的客戶提供服務。
2019年5月16日至20日之間,中國美國商會和上海美國商會對會員進行了聯合調查,以評估美國和中國關稅戰對它們在中國運營的影響。近250份問卷答復顯示,為了應對關稅的影響,企業越來越多地采取“在中國而為中國”的戰略(35.3%),或者推遲和取消投資決定(33.2%)。“在中國而為中國”是將制造和采購本地化以主要服務于中國市場的戰略。
大約39.7%的受訪者正在考慮或已將制造廠遷至中國境外。對于那些將制造業轉移出中國境外的企業,東南亞(24.7%)和墨西哥(10.5%)是主要目的地。少于6%的受訪者表示將回歸“美國制造”。
其實供應鏈的重組在貿易戰之前已經開始,在過去10年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翻了四倍,社會福利稅和環境法規的合規成本也推高了工廠運營成本。這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搶占市場的空隙。
中國在制造業上完整的供應鏈在短期間仍有優勢,雖然有些供應鏈的重組可能需要10年時間,但北京博達克咨詢公司總裁鄧肯?克拉克認為信息時代的產品代際轉換很快,因此可能造成更多新產品轉移到中國境外,當然,許多在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工廠是中國人的投資。
許多歐美公司尚未撤出中國的原因除了在短期間難找替代之外,也因為它們采取了“在中國而為中國”的策略,也就是說,外商仍有可能轉移非中國市場的部分生產到其他國家。有不少貿易專家認為,懲罰性關稅可能成為未來中美貿易的“新常態”,從這個角度看來,關稅戰的陰影將持續籠罩在跨國企業的供應鏈規劃之中。
金融和投資脫鉤
《華爾街日報》認為,投資可能會比貿易進一步脫鉤。從2010年開始,中國對美國的投資開始激增。但現在美國政府擔心,這些資金流動使中國的政府、企業和私人借此獲取美國的商業和軍事機密,因此希望減少這些投資。
榮鼎集團的數據顯示,兩年來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下降了95%。2018年中國對美投資(不包括風險投資)從2017年的290億美元下降超過了80%,變成50億美元,為七年來的最低點。加入資產剝離的數據后,2018年中國在美國直接投資凈額為﹣8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從2017年的140億美元略降(7%)至2018年的130億美元。
中國對美投資的銳減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限制了資本外流,而更多的美國項目成為中國投資者的禁區。根據榮鼎的估計,由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力度加大,25億美元的中國并購交易因此夭折。
另外,中國對美國初創企業的投資也成為敏感話題,美國初創公司開始對中國的資金采取保留態度,擔心會影響在美國獲得客戶或拿下聯邦政府的合同。據報道李再復主導的創新工場也在今年關閉了美國的分部。
根據榮鼎集團和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布的《美中投資項目報告》,2018年中美之間的風險資本流動估計達到220億美元,但大部分初創企業投資來自美國資方,美國企業在2017年至2018年間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大約翻了一番,達到創紀錄的190億美元。
2019年中國對美國的風險投資降至201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2019年前三季度中,中國基金僅向美國企業投資40億美元。根據Refinitiv的數據,這是2015年以來的最低金額,低于去年同期的近70億美元和2017年同期的90億美元。在前三季度中,外國對美國風險投資總額為510億美元。
Refinitiv的數據顯示,2019的第三季度來自中國的風險資本下挫加劇,中國基金的風險資本流入美國僅為8.13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70%。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自2018年開始加大了審查力度,對美國公司的少數股權投資與合資公司進行審查,尤其關注這些公司生產的“關鍵技術”,如軍用設備、半導體和“軍民兩用”的人工智能和軟件等領域。
美國參眾議院目前都有相同的提案,以出于安全考慮為由,企圖限制美國資金流向中國公司。該提案的發起者認為法案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美國聯邦雇員和武裝部隊成員的退休儲蓄不投資于中國公司,包括參與中國政府軍事活動,侵犯人權和產業政策的公司。”
日前負責監管大型美國聯邦養老基金的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表示,這項立法如果通過的話,將使580萬聯邦雇員、退休人員和服務人員喪失獲得退休回報的重大機會。
之前還有關于中國上市公司在美國被集體退市的傳說,雖然這個想法落實的可能性不大,但美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已經收緊了對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的審查。
科技脫鉤
去年10月,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與《金融時報》和《日經亞洲評論》在紐約合辦了一場“偉大的脫鉤與中美技術至上競賽”的論壇暨辯論會,活動的主旨是探討經過近40年的接觸后,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的“大脫鉤”。隨著貿易和技術戰爭的爆發,美國或中國哪一方更能占上風?中國是否在通往技術主導地位的道路上勢不可擋?
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管理學教授黃亞生認為,現代科技的基礎是合作,美國高通公司從華為賺取了60%的營收,失去了這樣的收入,勢必影響研發的投入,美國低估了科技脫鉤對美國的負面影響。
以5G為例,美國信息技術產業協會亞洲區政策總監威爾遜在《南華早報》的中國論壇中表示,用零和博弈來看5G競賽并沒有真正的意義,因為專注于中美哪方有“先聲奪人”的優勢是很短視的看法。
在同一場討論會中,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的創始人兼總裁羅伯特?阿特金森把中美5G競賽分為兩個方面來看:硬件和軟件。
在硬件方面,許多中國人認為華盛頓對使用華為產品的抵制旨在鞏固美國的“國家冠軍”,即一個龍頭企業,將領導美國的5G硬件技術的研究、開發和部署。事實上,“我們沒有全國冠軍。雖然西部電氣及其后繼者朗訊技術曾一度領先風騷,但兩家電信公司都因管理不善和戰略失誤而倒閉。”
但在軟件方面,美國在寬帶、無線和頻譜分配方面的領先地位使它在電信應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而導致了諸如亞馬遜、谷歌和臉書之類巨頭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盡管美國沒有像韓國的三星、芬蘭的諾基亞或瑞典的愛立信這樣的硬件國家冠軍,但美國仍然在軟件市場上占有很大份額。因此阿特金森不認為在應用程序方面,美國會大大落后于中國而輸掉5G的競賽。
隨著中美僵局的加劇,最近幾個月一些公司已將業務轉移到越南、馬來西亞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對沖他們的賭注。但阿特金森認為北京在說服外國公司退出方面也發揮了作用,因為它沒有在強迫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和法治標準等領域遵循全球保障措施。
從人工智能來看,今年初李開復在全球化智庫與鳳凰網財經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以“波折下的全球化發展新方向和新動力”為主題的午餐會中表示,五年以后,中國在 AI 方面產生的應用和價值會超過美國。因為中國在數據、市場、創業者、人才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優勢。
李開復在著作《AI:未來》中也指出,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對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這將使得AI應用儼然形成兩個不相為謀的“平行宇宙”,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平行宇宙”將成長為覆蓋全世界的兩極AI強權。
在生物科技方面,自從前年2月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國會作證說,中國間諜正在全美傳播,形成對“整個社會的威脅”,華人學界已為這場“政治獵巫”行動而人心惶惶。去年4月美國安德森癌癥中心已驅逐了三名華裔高級研究人員,據報道是由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認為這些科學家嚴重違反了涉及同行評議和報告披露機密的機構規則。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在聯邦調查局的指揮和提示下,去年發出1.8萬封信敦促負責監督和使用政府撥款的管理人員和研究機構保持警惕,目前正在大規模地鏟除涉嫌為其他國家竊取生物醫學研究成果的科學家。包括美國許多最負盛名的醫學院在內的71家機構現在正在調查180起涉及潛在的知識產權盜竊案件。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目前正在受到調查的科學家幾乎都涉及中國血統,甚至包括已歸化的美國公民。
千人計劃學者已經上了“灰名單”,主要考量為是否為中國偷竊技術,或是“兩邊吃”—— 拿了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又拿了中國政府或私人機構的好處。
在《南華早報》的中國論壇里,華為的美國政府事務代表唐納德?莫里西諷刺地說:“華為在世界面前一絲不掛。比起我們任何競爭對手,我們的產品都受到世界各國政府更多的測試。”最近華為宣布將把位于美國的研發中心轉移到加拿大。
文化教育脫鉤
隨著科技和數據“武器化”和“國家安全化”,這嚴重地影響到學術交流。來美國參加學術討論會的中國學者經常受到簽證的刁難,而美國學者也埋怨在中國經常無法接觸到研究的標的。在此之前,關于孔子學院運作是否涉及情報搜集以及打壓言論自由的種種爭議,已經是美國國會長久以來關注的議題,導致不少大學選擇與孔子學院切割。
黃亞生在亞洲協會的座談中指出,美國和中國有完全相反的目標。中國鼓勵自美國引入自然科學,但限制輸入社會科學;而美國希望向中國輸出人權意識、民主制度、言論自由,特朗普政權擔心高新科技和信息技術流向中國。黃亞生認為中國目前在科技上還無法自力更生,中國擅長的科技項目多數是與外國(日本、歐洲和美國)合作的領域,在商業應用上中國仰賴了消費人口紅利,但從裂變式的創新發明上,中國的(教育)系統并不優秀。
但同時,黃亞生認為科學研究需要很多人才的協作,而美國在擔心中國科技趕超之際,卻沒有對于近年來政府刪減科研經費的趨勢提出具體的反擊措施,在科研和教育上的脫鉤同樣對美國有害。
互聯網早就脫鉤
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的創始人兼總裁阿特金森認為,盡管中國企業抱怨美國對于中國科技公司的限制,但事實上長久以來“美國互聯網公司無法在中國開展業務。”
這使我想起去年9月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風險投資公司全球村舉辦的活動中接受訪問表示,在未來10到15年內,互聯網將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將由中國主導,另一部分將由美國主導。“我認為現在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分叉成中國主導的互聯網和美國主導的非中國互聯網 ……一些‘一帶一路’國家可能會采用中國控制互聯網的模式,并采用政府審查的媒體,造成用戶失去一些自由。”
我同意這個看法,只要互聯網持續脫鉤,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將會越離越遠。
如何面對“半脫鉤”世界
我認為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簽署并不能阻止脫鉤的進程,中美之間目前面臨著巨大的彼此“不信任”的危機。更重要的是,中美半脫鉤和過度廣泛的“國家安全化”和“主權VS人權”對立,也意味與美國分享情報信息的五眼聯盟國家也將對中國企業和民間組織保持戒心。
更有可能的是讓貿易議題與人權議題時而掛鉤,時而脫鉤,正如美國國會通過香港和新疆法案,遭到中國強烈抗議,但是雙方仍然企圖就貿易達成協議。未來可能雙方會在磕磕絆絆中擺蕩。
第一階段的美中貿易協議,仍然包含了不少變數。未來是否能在美國選舉年達成關于結構性改革的第二階段協議,大多數專家不表樂觀。這意味著,即使股市大振,只有懶惰的企業才不會琢磨更多的備胎計劃。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副總裁丹尼?拉塞爾在《南華早報》論壇中問道:“我們想擺脫這種雙方決斗的心態。問題是:我們要實現的目標是什么?我們真正重視的是什么?這不是在個人自由權利與國家繁榮突破之間的一個簡單的權衡。這樣非此即彼的選擇是一個假議題。”
2019年12月15日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在電視網CBS的《面對全國》的節目里解釋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當我們看這個協議時,我們先要看看我們的處境。我們面對一個美國的系統,一個中國的系統,我們正在嘗試找到一種將這兩者融合在一起的方法,那就是我們的利益所在。”
我想出自一個貿易“鷹派”之口,這很清晰地表明,美國政策制定者明白中國和美國的體制雖然不同,但仍然認為融合兩個體制符合美國的利益。
博達克咨詢的總裁克拉克認為,目前美國脫鉤論者繼承了“冷戰”時期對共產主義者無孔不入的恐懼,以諺語“床下藏有赤色分子”為代表,但“床是在中國制造的,難道(美國人)要睡在地上嗎?”
而雖然第一階段協議的文本還未公布,但有些關于外商的條款應該在2020年元旦生效的新版《外商投資法》中可以找到痕跡。中國需要用實際行動表示:
“脫鉤?見鬼吧!”


文章選自FT中文網,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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